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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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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日照 发表时间：2004-5-25 16:07:56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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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地，约指沭河、潍河上游以东的鲁东南近海沿海地区，包括莒县、沂水、沂南、临沭、日照、五莲、诸城、胶南等县市，春秋时期上述各地全部或部分属春秋莒国版图。《汉书·地理志》谓周武王封少昊之后嬴姓兹与期于莒，都计斤，春秋称介根，传说在胶县（今胶州市）西南，尚未确论。春秋时迁于莒，至公元前４３１年楚简王灭莒，再未迁都，志书称都城为位于今莒县城区东部的莒故城。经初步探查，仅见汉城，尚未发现春秋城，春秋莒都尚待确认。卜辞多见商王伐虘又（莒），证明晚商已有莒国，周初迫于周人强大军威而臣服于周，时当成王东征之际，不应为武王所封①。此莒国自应是少昊氏之后嬴姓之国。春秋时莒君已变成曹姓，《国语·郑语》云：“曹姓邹、莒。”曹系祝融八姓之一。《世本》亦载莒出自帝颛顼后裔陆终之第五子安，安为曹姓始祖。春秋邾公釛钟铭自称“陆终之孙邾公釛”，莒太史申鼎铭曰“安之孙莒太史申”，可证上述记载属实。《世本》又记莒自纪公以后为己姓，同《左传·文公七年》称莒女为戴己、声己一致。己姓也属祝融八姓之列，但不知莒君何以变姓。孙敬明以为己为氏，非姓，可备一说②。要之，莒国君统有出自少昊之后嬴姓和出自颛顼之后曹姓、己姓的不同记载，金文已证明春秋莒君的君统，西周晚商时期仍是个谜。如果《地理志》等书记载可靠，那么周代莒国君统先后曾有变异。莒国是否演出过“田氏代齐”一样的历史剧？或者《地理志》等书记载不实？殊难确考。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社会与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文献缺佚，统治者的姓氏世谱不明，仍可依据考古资料逐步揭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进程。莒地偏处鲁东南沿海，属夷族大后方，区内有繁荣发达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具有自身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史，有着从原始到文明的完整过程。这里国家的出现约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区内的东夷古国可能和商周莒国有直接承袭关系，即非如此，后者也不能脱离本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而探索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史，不仅是莒地历史研究，也是莒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者分开不是新课题，把三者联系在一起，是考古学新概念，也是学科的新重点和新课题。本文将首先概括介绍莒地的古文化，然后再来探索莒地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
一、 莒地古文化
莒地是我国较早进行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１９３６年日照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发现龙山文化，１９５７年发现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实际上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６０－７０年代在该遗址采集与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一时掀起了研究热潮③。１９７５年日照东海峪遗址揭示的三叠层，提供了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首例地层依据，证明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④。８０年代的文物普查，再获一系列重大成果。发现了数十万年前的沂水南洼洞、日照秦家官庄等旧石器早期遗址与地点⑤。１０万年以后的沂水湖埠西、莒南烟墩山、日照竹溪北沟、竹丝南沟、丝山、丝山西沟、奎山、虎山和胡林村地点⑥，在沂水、莒县、莒南、日照、临沭等地发现一批２万年到１万年左右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与地点⑦，北辛晚期遗址也见于莒县、临沭等地，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则成群或零散地分布于全区的山前平原、河谷地带，说明莒地和鲁东南地区一起，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华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目前包括莒地在内的鲁东南地区尚未发现近万年以后、６５００年以前的遗址，这并不意味该地区的古文化与历史中断了数千年。我曾多次谈到鲁中南地区发达的“沂沭细石器文化”，理应顺理成章地发展出该地区的有陶新石器文化，１９８９年在临淄区后李官庄发现的后李类型文化遗址，似为此提供了线索（后李类型同稍后发现于章丘西河遗址的西河文化是两种考古文化，因目前只发现一处遗址，资料贫乏，故暂称为后李类型或后李一期文化）。后李类型的年代约当距今８２００－７６００年间，其文化因素曾为后来半岛地区的白石文化、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和江苏苏南、淞沪地区的马家滨文化所吸收。这一事实显示后李类型的发源地和中心分布区很可能在鲁东南地区，后来有一支北上到达泰沂山北侧中段山前地带，建立了后李等聚落；另一支南下跨越长江和当地文化融合成苏南地区的马家滨文化，留在鲁东南地区的则吸收了裴里岗文化因素，发展成北辛文化⑧。无论如何鲁东南地区绝不可能有数千年的文化中断，整个泰沂山南侧地区北辛文化早期遗址（７５００－６８００年）也不会只有目前的一处北辛遗址。填补鲁东南和鲁中南地区３０００年左右的文化空白，建立较系统的文化序列与文化谱系，是鲁东南、鲁中南和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一大课题。课题的基本解决，将为我国史前考古提供新旧石器时代过渡，２万年以来史前文化连绵发展的又一典型地区，说明包括莒地在内的鲁东南地区在我国史前考古与史前史研究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潜在意义。
自６５００年以后，莒地已发现连续不断的史前文化。其中６５００年到６２００年阶段的北辛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不多，也未作必要的发掘，详情未明。６２００年以后到４６００年阶段的大汶口遗址已发现近６０处，其中包括三个聚落群。第一群，处于莒县中南部沭河以东五莲山西侧山前平原，群内已知遗址４１处，是山东境内遗址最多的大汶口文化聚落群。第二群，位于第一群以北，包括莒县极东北境的东莞，沂水东北部的马站、杨庄，诸城西南境的贾悦、枳沟，五莲西北部的中至诸乡镇，处于沭河、潍河源头地区，群内遗址６处，且很分散，但处于同一地理小区，该区龙山时期存在中等规模的聚落群，因而应是莒地另一大汶口文化聚落群，群内有些大汶口遗址可能被龙山以后遗址所压未暴露。第三群，位于五莲山东南侧，处于五莲中南境、日照中北部付疃河流域，遗址５处，其分布状况和分群的依据同第二群⑨（见下页莒地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群一览表），此外莒南、临沭、诸城北部等地还有少数零散遗址。区内大汶口遗址实际数量自然要更多些，有些尚未发现，有些则已消失不存，但已知遗址已基本反映出区内大汶口遗址的分布和大汶口文化发展状况。三群中的第二、三群都是最小的大汶口聚落群，也许日照、五莲、诸城、胶南四县市交汇地区的两城河、潮河、吉利河流域还有个聚落群，也将是个小群，已知大汶口中晚期的莒地只有莒县中南部这一主要中心。其中经过发掘的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遗址，以出土陶尊文字而闻名。在北部第二小群的沂水马站遗址采集到与陵阳河遗址相同的陶尊，诸城前寨出土了与陵阳河一致的陶尊文字，此群应和第一群有密切关系，很可能由第一群派生而出。第三小群也可能是由第一群发展过去的。其中东港区的东海峪遗址年代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表明大汶口文化到达鲁东南沿海之时，已临近向龙山文化转化，莒地的大汶口文化是以莒县中南部为中心，逐步向北向东发展的。
龙山文化时期，莒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了顶峰，聚落迅猛增长，已发现龙山遗址１６０处，基本分属四个聚落群。区内的三个大汶口文化聚落群，此时都发展成规模更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龙山一群，由大汶口一群即莒县中南部群发展而成，群体范围西扩至沂南极东部、沂水东南部乃至沂水西北部的诸葛、泉庄乡，群内已知龙山遗址７７处（莒县５２处，沂水１７处，沂南８处），中心分布范围东西约３２公里，南北约４８公里。龙山二群，由大汶口二群即以沂水、莒县、诸城、五莲交汇地区为中心群发展而成，群体范围包括沂水东北部、莒县极东北部、诸城西南中南部、五莲北部，已知龙山遗址３３处（沂水１２处，莒县５处，诸城１２处，五莲４处），分布范围东西约６０公里，南北约２０公里。龙山三群，由大汶口三群即五莲、日照付疃河流域群发展而成，群内遗址１３处（五莲中南部６处，日照中北部、东南沿海７处），分布范围南北约４０公里，东西约２０公里。尧王城、东海峪遗址属此群。龙山四群是莒地新出现的聚落群（现群内仅见个别大汶口遗址），位于日照极东北部两城镇，五莲东南境叩官、潮河，诸城东南部，胶南中南部近海沿海地区，遗址约４１处，集中分布于南部两城河、潮河、吉利河、横河流域，而两城、潮河、叩官三乡镇占了一大半，两城、丹土遗址在其内。此群可能本是两群，即以两城、潮河、叩官三乡镇为中心的南部群，遗址近３０处；胶南西南部横河以东到东北胶南县城周围地区的遗址为北部群，遗址１０余处。目前还不能肯定，暂作一群⑩。
莒地龙山文化属两城类型。该类型的范围大体在沂蒙山东南，尼山以东，以鲁东南地区沂沭河流域为中心，北包鲁东胶州、崂山、青岛市区等地，南含江苏淮北东部地区，是龙山文化的主要地方类型之一。除莒地的四个龙山聚落群以外，尚有临沂东部沂沭河中游群，临沂西部、费县东北部、平邑北半部沂河中游、祊河流域群，沂南东部、临沂北境、莒县西南端沂河上游群，苍山南半部、枣庄东南部群，此外北面的诸城中北境、高密南境、胶州西南境似有一小群，其东的胶州东北部、青岛市区尚有少数遗址，不足１０处，未作群体对待；南面的临沭、郯城及同其接境的江苏赣榆、东海、新沂也应有两三个小群，总计达１１个聚落群，仅山东境内就有遗址４５０处以上，占山东境内龙山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临沂西部费县平邑群，遗址最多，达９１处；莒地龙山一群次之，遗址７７处紒紜矠。莒地龙山遗址的发掘，始于１９３６年对两城镇遗址的发掘，新中国建立以来又先后发掘了日照东海峪、尧王城、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等遗址紒紝矠。陶器以占优势的黑陶为特征，其中的精品陶质细腻，里表漆黑，表面光亮可鉴，制作精工，极为优美，尤以蛋壳高柄杯、薄胎器皿如单耳、双耳杯、豆、盒、罍、鬶等，堪称古代手工艺瑰宝。盛行鬶类器和蛋壳高柄杯，鬶呈红、白、黄三色，突出于黑陶之中，格外醒目。蛋壳高柄杯胎薄如蛋壳，或饰细弦线、波纹与竹节纹，又常间以多姿多色的镂孔，玲珑剔透，轻如布帛，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陶器以素雅光洁取胜，不尚浮华，有装饰者纹饰皆简炼，多为弦纹、压印纹、篮纹、划纹与堆纹。尧王城、东海峪遗址的房子常用土坯砌墙，东海峪多见方形地面住房，成排排列，各房均有隆起夯筑基础，四面有坡形“散水”，各房“散水”之间形成排水凹沟，建房技术先进。东海峪遗址常见石棺墓，大凡有蛋壳高柄杯随葬，显然高于土圹墓。
龙山文化的后续文化岳石文化，莒地发现不多，在龙山一群范围内仅莒县较多，也只有１０处遗址，区内其它各县市都很少见。固然岳石遗址应比已发现的多，但恐怕超不过区内的大汶口遗址，龙山文化高度发展的制陶工艺，这时已黯然失色，文化处于严重衰落期紒紞矠。这不限于莒地，整个岳石文化都如此。
以上概略介绍了莒地史前文化的发展概况，已知该地具有几十万年的文化根系，一万余年的文明启步，虽然目前还有很大一段文化空白，但不是莒文化的中断，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将逐渐填补这一空白。莒地和鲁东南西部地区一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
二、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
古文化古城古国是考古学新概念、新课题。１９８５年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实质上提出了当前考古工作的一大重点和一个大课题。先生指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找到了线索……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这将会有利于本学科比较顺利的发展。”紒紟矠这里所说的古文化不是指全部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而只指和中国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大体上就是距今７０００年以后阶段的史前文化。因为中国的城在此后产生，而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的发展是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两者的分离相适应的，是６０００年以后的事。恰好莒地已发现６５００年以后连绵不绝的史前文化，在６０００年到４０００年的关键阶段，文化繁荣发达，因而提供了考察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的一个理想地区。
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的核心是文化起源，它要回答我国由原始进入文明的具体进程和何时进入文明。无论学者对文明一词如何解释，我以为文明起源作为考古学、史学大课题，应当明确界定在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即文明社会或阶级社会或国家社会的诞生上，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社会史，与原始社会史相对应。“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语）国家的诞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质上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国家的诞生，标志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国家必然具有这样那样的文明要素，但如以文字、青铜、城市文明三要素，或再提出礼仪性建筑、统一宗教等因素，用以探索国家的诞生，并从全国范围收集证据加以论述，已证明很难奏效，必须确定探索国家诞生的新标准。我已提出用典型史前聚落群“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和原始城市的标准，探索我国国家的诞生，找到一批最早的国家，以确认我国文明史的开端。紒紡矠
国家脱胎于部落，是高于部落的稳定的政治实体，因此应当从国家的母体部落入手，采取典型解剖的方法，探索国家的诞生。典型史前聚落群，先是一个部落或部落的中心区，后是一个古国或古国的中心区。当群内聚落尚未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时，表明社会分化尚不深刻，仍处在原始社会；当群内聚落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时，就反映出群体的社会已形成金字塔形多级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阶级社会（或称国家社会、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原始社会当然不会存在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因此这种具有“都邑聚”金字塔等级结构的典型史前聚落群，就是一个古国或古国的中心区。原始城市不同于一般的史前城。我国城产生于第八千年纪，这些原始城是氏族、部落的中心，不表示国家的诞生。原始城市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原始城市意味着人口、手工业者、非货币形式的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它的生产需要更多的社会经济条件。原始城市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个政治中心；二、人口相对集中，例如达到３０００人左右，居民具有多种成分，尤其非农业人口和非体力劳动人口占有一定比重；三、存在手工业者阶层，是个手工艺技术中心。一般来说只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可以概而言之，原始城市是史前时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始城市的出现，表明由城的产生而启动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进程发展到更为深刻的新阶段。而城乡分离、城乡对立是阶级社会的又一突出特征。原始城市一般都是城，有的也未必有城垣，有无城垣关系不大。但这种原始城市必定是古国的都城。因此原始城市的出现，标志国家的诞生紒紣矠。其所在的聚落群必然是个古国或古国的中心区。采用这两项标准，也就是要运用典型解剖，从一种新的视角即从国家社会基本特征方面去考察中国国家的诞生过程。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有效地在各大文化区找到一批最初的古国，解决国家起源、文明起源课题，确认我国文明史的开端。在对一个典型史前聚落群进行考察时，无需两者具备，两者居一就是国家。下面就来考察莒地的典型聚落群。
据笔者初步研究，山东史前聚落群首先产生于半岛地区白石文化晚期，现有资料表明山东内陆的北辛文化似未产生聚落群。大汶口文化早期（ＢＣ４２００－３７００年），可能在薛河流域、泗河上游、古汶河流域、氵弥河中游、白浪河上游、沂河上中游、沭河上游等地，各自产生了聚落群，但群体规模很小，群内聚落不多。其中沭河上游的聚落群就是莒地大汶口一群，即莒县中南部群。大汶口中晚期（ＢＣ３７００－２６００年），山东境内大汶口聚落群已发展到３０余群，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批都分布于上述各流域，而莒县群则成为聚落数量最多的一群，群内遗址达４１处，分布于城阳、峤山、店子、大石头、龙山、中楼、寨里、陵阳、长岭、小店、桑园、招贤和沂南张家哨等乡镇，其中３９处在莒县境内，店子集镇有７处，陵阳镇６处。群体范围东北到西南约４８公里，东西约２４公里，面积１１００平方公里，是处典型的大汶口聚落群，也是莒地唯一的典型大汶口聚落群。
聚落群的产生、发展过程，包含了中心聚落、聚落分化和聚落等级结构的产生、发展进程。大汶口文化早期这方面的情形还不很清楚，大汶口中期，许多大中等聚落群都已出现大规模的中心聚落，例如滕州西康留、邹县野店、宁阳大汶口、章丘焦家、广饶付家遗址等，同时群内聚落也分化成大中小诸等级。目前尚不知莒县大汶口群中期和晚期阶段各有多少遗址，但早期阶段的遗址只是很少数，不妨暂把该群遗址作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的一个群体，依据踏查资料考察其聚落等级结构。虽然这不是准确的结论，但可以了解聚落分化的大体情况。
这一考察既应有统一标准，又可就某一群体单独进行分析。笔者曾把大汶口文化遗址分为四个等级。一级遗址面积２０万平方米以上；二级遗址１０万平方米以上，不足２０万平方米；三级遗址３万平方米以上，不足１０万平方米；四级遗址不足３万平方米。以此标准衡量莒县大汶口聚落群的遗址，有三个等级。一级遗址缺。二级遗址一处，系陵阳河遗址，面积１５万平方米。三级遗址２１处，其中店子集镇略庄遗址、寨里河乡前牛店遗址均为９万平方米；另有６万平方米的遗址７处；５万平方米的３处；其余９处为４万－３万平方米。四级遗址１４处。群内虽未见一级遗址（实际上未必没有），但如果把三级遗址中的９万和五六万平方米的遗址视为两个等级，把４万平方米以下的归为一个等级，群内遗址则有四个等级。一级１处，二级２处，三级１０处，四级２８处，已具有比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紒紤矠。尽管地面踏查所确定的遗址面积，一般都不是准确数据，因而各等级的遗址和数量定有出入，但所反映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将是事实。证明该聚落群的社会最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阶级社会，应已建立国家。这从群内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遗址的发掘资料可以进一步证明。
处于塔尖位置的陵阳河遗址，整体状况尚不清楚，但已先后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墓６０余座，包括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小型墓分区埋葬，大中型墓埋于遗址北部，小型墓埋于遗址中部或偏南。大墓均有木椁，随葬品丰富，以陶器为主，流行酒器。大墓酒器约占大墓随葬品总量的三分之一。大墓均有筒形厚胎大口尊，晚期大口尊大多刻一图形文字，已见七种１３字，即所谓大汶口陶尊文字。１９７９年发掘的６号大墓，墓长４．５米，宽３．８米，有木椁，随葬品２０６件，陶器形大质佳，内有全套酿酒器，并随葬２１件猪下颌，迄今为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和随葬猪下颌最多的墓。小墓墓圹一般长２米多，宽１米左右，随葬器物１０件左右，最少的７件。墓葬反映出贫富分化的深刻性，但未见赤贫如洗者紒紥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陵阳河是个中心聚落，总体来说比较富足；二是已发掘的墓不是最下层社会成员的墓，那些最贫困者可能另有墓地。参证呈子紒紦矠、付家墓地紓紛矠的资料，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也可能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群内第三等级的大朱家村、杭头遗址，面积各６万平方米。大朱家村１９７９年发掘了大汶口晚期墓３１座，可分三组，墓葬亦有大中小之别，随葬品悬殊，一般２０件左右，多的４０－５０件，最多达７０件；少者仅数件，个别墓无随葬品。大墓也有筒形大口尊，刻字者共６件紓紜矠。杭头遗址１９８３年作过试掘，也发现一件刻有安柄石斧图像的陶尊，或释为“斤”紓紝矠。大朱家村、杭头遗址的规格明显低于陵阳河遗址，但都出土刻字陶尊，显然要高于第四等级的遗址，将可代表未经发掘的第二、三级遗址，说明莒县大汶口晚期聚落群的等级结构，是“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陵阳河遗址相当于“都”，大朱家村、杭头等１２处二、三级遗址是“邑”（“邑”达１２处过多，其中有些可能是四级遗址），四级遗址是村落，莒县大汶口聚落群无疑是个国家，不妨称之为陵阳河古国。不仅群内聚落“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墓葬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化的深刻性，而且还有众多陶尊文字给予证明。陶尊文字虽仅一尊一字，但综合所出群内已出１０余种２０余字，既有象形，也有寓意字，其中的 字分别见于诸城前寨和蒙城尉迟寺遗址。前者尚在北面不远的莒地大汶口二群内，后者则远在西方的安徽淮北，说明莒地应已存在超越文字萌芽阶段的原始文字紓紞矠。其中的一部分单字被刻于陶尊，随葬于大墓，似属氏族、家族的标记，或具有后来姓氏、堂号的意义。这种陶尊大概是氏族首领、家族长用以祭祖、祈年之类活动的礼器，其形制的一致性，表明社会已形成统一的宗教意识，用以随葬，有如后来的青铜礼器。群内所出陶尊文字之多，既有象形，又有寓意，且都规规整整地刻于陶尊外壁，有的还涂朱，有的一再见于群体以外的不同地点，都说明当时应已存在原始文字，陶尊刻字是其中一些单字，具有固定的形音义，为一定地域的大汶口人所知晓，而不仅仅是些徽记。虽然文明的形成不必非有文字不可，但是文字的产生无疑是文明的标志。
陵阳河的系统资料尚未发表，上限年代未明，大朱家村墓地资料的上限年代为距今４８００年，证明陵阳河古国的产生不能晚于距今４８００年，实际上可能产生于５０００年前，这从其它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可以推知。野店、大汶口、付家等中心聚落，大汶口文化中期已经实现了社会第二次大分工，贫富分化、社会关系分化在迅速发展，富有者与贫穷者已分区埋葬紓紟矠。大汶口遗址距今５７００年的以Ｍ２００５为中心的一组墓，证明当时不仅已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已存在家内奴仆和人身依附关系紓紡矠；而位于陵阳河古国南面不远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自大汶口中期晚段开始，社会上层人物已流行人殉。８０年代晚期在该遗址发掘的１０座大汶口中晚期大墓、８座有人殉，共殉１８人，多者一墓殉４与５人紓紣矠。人殉已如此普遍，证明大汶口中期晚段花厅的社会已是阶级社会。而大部大中等聚落群都出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群内聚落比较明显的等级结构也产生于中期。综合上述现象，可以断定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社会出现了质变，这时大部分大中等聚落群已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其中少数几个规模最大的聚落群正如花厅人殉现象所表明的，可能在５０００年前的大汶口中期晚段进入阶级社会，其中包括莒县聚落群。所以陵阳河古国应诞生于５０００年前。莒地是我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
龙山文化时期，聚落迅猛增长，山东境内已发现龙山遗址近１３００处，是已知山东境内大汶口遗址的三倍多。聚落群的规模和群内聚落的等级结构得到了深刻发展，大部分聚落群都已发现大规模的中心聚落，群内聚落具有十分典型的“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因而都是古国，有的已发展成方国。莒地自然不能例外。
莒地的四个龙山聚落群，除龙山三群是个小群以外，其余三群都是大中等聚落群，具有典型性。在分析各群聚落等级结构之前，先说明龙山遗址各等级的标准。综观龙山遗址的规模，我曾把龙山遗址分为五个等级。一级遗址面积３０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包括一些４０万、５０万乃至１００万平方米的遗址，因是地面踏查资料，非准确面积，目前难于细分，统归于一级遗址。二至五级遗址，依次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一至四级遗址。如此，莒地龙山一群的７７处遗址具有四个等级。一级遗址一处，为沂南大王庄乡龙角庄子遗址，面积３５万平方米。二级遗址缺。三级遗址３处：莒县薄板台遗址１２万，沂南蒲汪１０万，后王家哨１５万平方米。四级遗址３４处，内９万平方米的遗址５处，６万平方米左右的遗址９处。五级遗址４２处。该群属少数大规模龙山聚落群之一，群内遗址的踏查面积与实际面积可能有较大出入；群内本应有二级遗址，三级遗址数量也会更多。如果我们不用统一标准来衡量，单就群内遗址规模来考察，群内遗址可分五个等级。一级遗址３５万平方米，１处；二级１５万平方米，１处；三级１０万平方米左右，７处；四级５－６万平方米，９处；五级４万平方米以下，５９处紓紤矠。群内遗址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已很典型，只是二三四级遗址的级差较小。一级遗址经角庄子遗址位置偏西，可能不是中心聚落。因为该群遗址绝大部分（５２处）集中于莒县南半部，说明莒县南半部是该群的分布中心，本属莒地和整个大汶口文化最大聚落群的中心区，并发展成最大的龙山聚落群之一，其中心聚落理应在莒县境内。莒县南半部自北辛文化晚期以来，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到龙山时期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聚落，其中心聚落的规模多半会超过龙角庄子遗址，必然是个城，而且群内可能有成组的城，这从目前山东龙山城的资料来看，几乎是肯定的事实。龙角庄子遗址虽然未必是中心聚落，如果面积基本符合实际，肯定是个城，应是群内的一个“邑城”。
莒地龙山四群，已知遗址４１处，有五个等级。一级遗址２处，为日照两城、五莲丹土遗址，前者１００万、后者３７万平方米。二级遗址１处，系日照两城镇大界碑遗址，面积２７万余平方米。三级遗址３处。四级遗址１９处。五级遗址１５处。一级遗址丹土已探出龙山城，面积约２５万平方米紓紥矠，两城遗址也发现了城垣，目前范围未明紓紦矠。两城遗址总面积达１００万平方米，应是本群的中心聚落，城可能要大于丹土龙山城，是都城。丹土则是“邑城”。丹土龙山城和两城龙山城相距仅７公里余，两者仅隔一丘岗，并无天然险阻，不可能是另一群的中心，所以应是“邑城”。隐示本群也可能存在龙山城组。其“邑城”的规模已达２０余万平方米，可见本群发展水平之高，这或许和海上交通有关。
莒地龙山二群，已知遗址３３处，群体范围内的莒地大汶口二群，只有遗址６处，群内龙山遗址是大汶口遗址的５倍多。聚落的急剧增长，必然伴随着聚落分化的深刻发展，群内聚落已达到３３处以上，聚落这么多的龙山聚落群，群内聚落都已形成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因缺部分遗址面积的资料，一时不便查核，详情暂略。
以上三群都具有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其社会性质都是阶级社会，是三个龙山古国。一群范围内早在５０００年前已出现陵阳河古国，此时已发展成莒地规模最大的龙山古国，也是龙山文化少数最大规模、人口众多的古国之一。龙山四群的都城两城遗址，总面积达１００万平方米，城的规模势必相当宏大。邑城丹土城面积２５万平方米，是现已知山东境内１０余座龙山邑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也远远超过了一些龙山都城的规模，证明两城古国也是个重要的龙山古国。龙山二群的古国，处于沭河、潍河源头、上游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国势也将逊于莒县、两城龙山古国。至于龙山三群已知遗址虽只有１３处，但其中心聚落尧王城遗址面积达４８万平方米，估计城的规模也将相当可观。尧王城、东海峪具有先进的建房技术。尧王城流行土坯砌墙，室内地面亦铺土坯。东海峪住房普遍建在地面上，房基夯筑隆起，墙外四周有缓坡形“散水”，以泥块叠墙，墙厚而规整，房子成排排列。流行石棺葬，石棺墓通常随葬蛋壳高柄杯。遗址所出陶器制作精美，工艺水平并不比两城遗址多么逊色。而东海峪遗址面积只有５万平方米左右，充其量相当于邑，但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表明该群遗址虽少，但不是个发展滞后的群体，且有大规模的中心聚落尧王城，肯定也是个龙山古国。龙山文化时期，莒地已由一个大汶口古国发展成四个龙山古国。
总括全文，莒地具有数十万年的文化根系，１万余年的文明启步，５０００余年的文明史。约在５０００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首先在莒县境内诞生了陵阳河古国，这是莒地唯一的大汶口文化古国，当时莒地其它地区仍处在氏族社会，散布着一些氏族或小部落。陵阳河古国诞生以后，约经历了５００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发展成以莒县中南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龙山古国，同时在其北面河谷地区和东面沿海地区也出现了两城、尧王城等龙山古国，莒地出现了龙山古国群。莒地以莒县为中心由原始进入文明和文明初步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莒县与莒地是中国东土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这一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东方古史发展的缩影。莒县与莒地对解决我国文明起源、文明初步发展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具有重大意义。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考古界称为龙山时代，相当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下限年代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约在夏王少康时期，岳石文化约起自王杼时期，已知莒地作为中华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一直延续到夏代初年。随着少康中兴，夏人征服东夷，东夷势力走向衰落。莒地虽偏处东海，也在劫未免，但莒地仍存在东夷国家，“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可能有利于其逐渐恢复元气。至于夏代莒地有几个东夷古国，其中是否就有莒国，已见于卜辞的晚商莒国是否就在莒地，目前尚难回答。但西周初年莒建国于莒地，直至战国早期灭于楚，始终是鲁东南地区的主要诸侯国，一个见于经传的、屡屡兴风作浪、时而和鲁、齐大国抗衡的国家。何以为此？追本求源，莒地灿烂辉煌的史前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周武王灭纣二年去世，未及东图。成王继位，周公辅政，始大举东向用兵，这从《逸周书·作雒》、《尚书·费誓》、《旬子·儒效》、《王霸》等文献和金文《小臣来簋铭》、《盥方鼎铭》等可知，莒臣服于周受封，自应在周公平定东土之时。
②孙敬明：《莒史缀考》，《东夷古国史研究》（二），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③苏兆庆：《莒县文物志》，齐鲁书社１９９３年版；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１年版；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版。
④山东省博物馆等：《１９７５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⑤徐淑彬等：《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８期；临沂地区文管会等：《山东日照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⑥临沂地区文管会等：《山东沂水县晚期旧石器、细石器调查》，《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员晓枫等：《山东莒南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尤玉柱等：《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徐淑彬等：《山东日照竹溪村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⑦临沂地区文管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５期，韩榕：《临沂市青峰岭细石器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１９８５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郯城马陵山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史前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胡秉华：《临沂、临沭、郯城、日照细石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１９８４年；同注③第１文。
⑧参阅拙作：《后李类型与马家滨文化的关系之初探》，《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西河文化初论》，《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⑨⑩紒紜矠山东省８０年代文物普查资料。参阅拙作：《山东史前聚落时空关系宏观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紒紝矠尹达：《中国新石时代》，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山东省博物馆等；《１９７５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６期；昌潍地区文管组等：《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临沂地区文管会；《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史前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中科院考古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临沂文管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１期；《山东临沂市后明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紒紞矠山东省８０年代文物普查资料。
紒紟矠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７６页，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紒紡矠拙作：《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９２年版；《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紒紣矠参阅拙作：《浅说中国早期城的发现》，《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文集》，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注紒紡矠第２文。
紒紤矠苏兆庆：《莒县文物志》古遗址章，齐鲁书社１９９３年版。
紒紥矠同紒紤矠；注③第２文；王树明：《陵阳河墓地雏议》，《史前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紒紦矠昌潍地区文管组等：《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紓紛矠１９８５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公路工程在付家遗址南部北路沟１００平方米范围，清理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墓２０座，墓成三层叠压，约三分之二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一般也只有１－３件陶器，最多的５－７件陶器，也未超过１０座，可见贫富分化、社会分化之深刻。
紓紜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紓紝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莒县杭头遗址》，《考石》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
紓紞矠同③
紓紟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山东省文管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
紓紡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紓紣矠南京博物院：《１９８９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版。
紓紤矠山东省８０年代文物普查资料。其余龙山文化聚落群同此，不另注。
紓紥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１９９５年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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